板门店口水战

王秦怡菏泽市图书馆读书会与抗美援朝战争的诸多经典战役相比，人们或许对朝鲜停战谈判的了解不多。如果从1951年7月10日谈判正式开始之日算起，这场谈判历时两年零

与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诸多经典战役相比，人们对朝鲜停战谈判可能了解不多。如果从1951年7月10日谈判正式开始算起，谈判历时两年零17天。两次贸易协议现场，双方共举行58次代表团会议、733次各类小型会议，创下历史。记录—— 史上最长的停战谈判。

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紧密相连，这是朝鲜停战谈判最特殊的方面。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朝鲜战争是二战结束、冷战开始后的第一场大规模‘热战’，它不仅仅是所谓‘联合国’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的特殊性决定了战争的性质十分复杂，各方的追求和意图也各不相同。因此，《朝鲜停战协定》的签署是综合考虑了国际形势、国内安全和朝鲜战争局势，是我们当时各方博弈下所能取得的最好结果。”中国外交学院教授、战略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苏浩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无论是回顾当时还是今天，《朝鲜停战协定》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是“美国第一次在没有胜利的情况下签署停战协定”。中国人民粉碎了侵略者陈秉国门，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有了这个情节，新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就这样确立了，亚洲和世界的战略格局也被深刻塑造。 70年后的今天，世界乱象交织，百年变局加速发展，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团结还是分裂？和平还是冲突？合作还是对抗？这再次成为时代问题。如何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铭记历史，才能创造未来。抗美援朝和朝鲜停战谈判所蕴含的精神和历史经验至今仍给我们很多启发。

“李队长”和“乔教官”

从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动抗美援朝战争第一场战役到1951年6月，不到一年的时间，经过五次战斗，志愿军打退了所谓的“联军”。美国率领的“万国军”从鸭绿江出发。前往“北纬38度线”区域。迫于战局，美国率先寻求谈判机会。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回忆道：“于是我们就像一群猎犬，到处寻找线索。”最终，美国政府通过美国国务院顾问乔治·凯南和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利克，向大洋彼岸发出停战谈判。信号。 “本来应该是战场主角的苏联，却成了调停者。”总参谋部（今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政治部、文化部原副主任赵永田在书中说道。

这次，朝鲜和中国没有拒绝谈判建议。 1950年底、1951年初，中国先后拒绝了亚洲13个国家关于“朝鲜和中国军队停止在北纬38度以北”的呼吁，美国投票赞成“五步走”计划”先停火，后谈判。

苏浩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谈判时机的选择本身就是根据实力来决定的。在1951年5月和6月美国当局调整朝鲜战争政策、放弃武装占领全朝鲜的军事目标之前，谈判时机并不成熟，此前，战争的状况还不是那么明确，美国领导的所谓“联合国军”并不相信最终会被我军镇压，不会被我军镇压。其提出的“五步计划”更多的是愿意谈判停火，直到经过五次战斗，双方在“三十八线”两侧基本稳定之后，真正的谈判机会才到来。 ”。

美国谈判信号一发出，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开始考虑中方谈判代表的选择。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李克农和乔冠华。李克农时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军委情报部长。他五十多岁了，性格沉稳，冷静。他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重庆谈判的重要参与者。他还是一位被称为“红色特工之王”的情报专家。他常说：“与敌人作战，不怕强者，但要能战胜弱者”。

这次停战谈判中，李克农的助手是年仅38岁的乔冠华。时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国际信息局局长，对国际问题有深入研究。 “我父亲年轻时学的是《战争论》，二战爆发前夕，他开始写国际评论文章，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在处理国际问题。”记者称，乔冠华的女儿乔松都说约《环球人物》。

乔冠华曾回忆，1951年7月上旬，周总理突然找到他和李克农并说：准备好，明天乘火车去安东，然后去平壤会见金日成，准备谈判。 “我个人没想到事态发展得这么快。”此时，距离谈判开始还不到10天。

李克农肩负重任，立即组团。代表团成员主要来自外交部、媒体、中央保密局等部门和军部。出于安全和保密的需要，李翘和李翘都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他们称代表团为“工作队”，李克农为“李队长”，乔冠华为“乔指导员”。直到谈判结束，美方才知道中方主持谈判的是李桥。在代表团的策划和支持下，与所谓“联合国军”谈判人员密切接触的，是朝鲜人民军代表南日大将、李相朝中将、张少将平山，以及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邓华将军、方方将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专业外交官数量还不足。此外，朝鲜停战谈判具有较强的军事和政治性质。这决定了代表团的组成主要由外交官组成” 、媒体和军事人员。”苏浩表示邓华这个调解者是完美的谈判者。邓华是志愿军副军长，可谓彭德怀的得力助手。方解放曾任志愿军参谋长。他精通日语，并粗略地掌握了英语。他曾游说李宗仁、白崇禧联手对抗蒋介石，被称为“介铁嘴”。

1951年7月3日，李克农、乔冠华途径安东，讨论代表团入朝前的后勤问题。 “进入朝鲜后，我们主要是晚上步行，白天不安全，晚上不能开灯，遇到紧急情况汽车就会停下来。谈判从安东开始，到平壤，再到朝鲜。”开城。”乔冠华回忆道。星夜行进，7月7日凌晨，朝中双方谈判代表全部赶赴谈判现场。

空气中的硝烟尚未散去，但入夜的高丽古都开城（原名“松都”）却比平时多了几分宁静。当时，乔冠华和李克农都没有想到，这次谈话会持续两年多。从北京出发前，李克农想着“冬天到来之前就回来”，所以没有带冬衣。乔冠华问毛主席要在朝鲜待多久。毛泽东说：三到五个星期就够了。毛泽东当时估计“谈判会很容易”，因为“除掉齐伟赞成就地停火”。

“现在就像周瑜打赤壁一样，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东风吹起，好戏就开始了。”谈判前，方杰在视察会场时笑着说道。

旗帜和椅子

1951年7月9日，即正式谈判的前一天，李克农将谈判策略浓缩为四点，转达给代表团成员：一是明确地将我们的和平主张摆在世界人民面前；第二，谈判在朝鲜的控制下，开城地区的志愿军和人民军必须确保安全方面不出现问题； 3、政治上要有高位，提前解决具体问题，对外立场尤其谨慎；四、停战谈判一刻也不能脱离战场。如果情况有变化，如果战场上的情况有变化，及时告诉我们。

尤其是在谈判桌上的对话中，李克农强调“有些事情宁可晚一天说，也不能提前说，要尽量用好准备好的稿子”。

板门店口水战

每次谈判前夕，乔冠华都会主持一次预备会议。会上分析敌人第二天可能会提出哪些问题以及应该如何回答，最后由秘书处整理。交给李克农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生病早睡的李克农会立即醒来，连夜检讨并向中央汇报。 —— 周恩来办公室设有专用电话线，可与代表团直接通话。中央的意见通常会在第二天凌晨得到答复。这样，代表团的工作基本是不间断的，唯一的休息时间就是等待中央回电的时间。

这种不断的转变，给秘书处杨冠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乔冠华的工作方式很独特，他抽烟猛烈，昂首沉思，来回踱步，有时喝点酒，口授演讲内容。”乔冠华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工作习惯，乔松也看到了：“我的父亲比较书卷气，比较理想主义，他和妈妈互相鼓励、配合，他一生努力，能够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他一边抽烟一边喝酒，以抵抗睡意，精神非常亢奋。”

7月10日，凯诚来到丰庄，双方于10点准时入场。历史性的谈判就这样开始了。

第一天谈判的目的是确定谈判议程。结果，所谓“联合国军”代表一上座就擅自拿出联合国旗帜。 “我们的军队此时败了，我们没有提前准备一面旗帜，即使在谈判桌上这件事我们也不能让步，所以我们立即回去准备。该挂什么旗帜？当然必须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对方的伎俩，方很清楚。当天下午，一面比所谓“联合国军”旗帜大得多的朝鲜国旗被交付并放在了谈判桌上。

关于更多细节，朝中双方代表也提前做好了充分准备。朝方和中央代表坐的椅子比对方代表高10厘米。解放等人的脸都位置较高，形成一种俯视对方的姿势。这种看似毫无意义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角力。 “谈判的核心条件是互惠。无论是地位、军衔、谈判人员的数量、外交技巧、礼仪，包括进出的时间，任何一个细节都可以是政治的延续，表达自己对谈判的立场。”场，气势。”苏浩解释道。

双方最激烈的争议在于议程本身的确定。在听取了朝鲜和中国的发言后，所谓的“联合国军”代表提出了一份特别复杂的草案，涉及建立非军事区、停战监督、战俘问题等九个议程项目。但朝鲜和中国代表团发现，这份草案只是绕过了谈判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例如军事分界线的划定和外国军队的撤出等。

双方就议程的确定争论了十多天。 “我们提出撤走所有外国军队。中国人民志愿军被认为是外国军队，应该撤走，美军也应该撤走……美方无理反对所有外国军队撤出。”解放军曾回忆，在划分军区边界线的议程达成后，为了进一步推动谈判进展，朝中双方代表团决定适时做出修改，提出了“待解决的事项”。向双方有关国家政府建议”，并在朝鲜实现停战协议后召开双方代表高层会晤，商谈外国军队撤军事宜。

美国再也找不到借口拒绝这一提议。苏浩认为：“这体现了中国政府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的决心，为了朝鲜安全和半岛和平，将在谈判桌上灵活调整策略，避免谈判陷入僵局。” 1951年7月26日，经过半个月，经过一番口水战，双方终于就谈判议程达成一致。

就这样“坐”起来

确定议程后，朝中代表团遇到了停战谈判的第一个重大问题：——军事分界线的划定。

1951年7月27日，在会议上，美国提出了在朝鲜和中国军队实际战线后方数十公里处划定军事分界线的计划。解决之人愤愤不平：“这怎么行？他们一提出这个方案，我们代表们脸色都白了，太不讲理了！”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方案，就相当于所谓的“联合国军”一枪未发就净赚1.2万平方公里。这也不利于马利克和凯南。原来的协议：双方撤离“三十八线”。

所谓“联合国军”代表声称，他们的理由是：“联合国军”在海空军方面的优势必须在地面上得到补偿。朝鲜和中国军队只有陆军，“联合国军”由三支武装部队组成。空军控制着朝鲜的全部领空。停战期间，双方的实力必须得到体现。解放反驳道：“如果是‘一军对三军’，我们就把你从鸭绿江赶到‘三十八线’；如果是‘三军对三军’，我们就把你赶到海里。”去喂鱼。”还有一次，根据对方的逻辑提出解决方案反建议：“停战期间，只有双方数量相等的军队才会停火。如果我多余的军队不停火，你们的海空军就会停火。”不停止移动好吗？”

最长的对峙发生在8月10日。南日将军解释完后，这位所谓的“联合国军”代表什么也没说。空气仿佛都凝固了。沉默、沉默、沉默……将近一个小时过去了。朝中代表团联络官柴成文悄悄离开会场，走到距离会场仅百米的一处民宅，向李克农汇报了情况。李克农没有想太久，直接吩咐他：就这样“坐”吧。柴成文赶紧回到座位，悄悄地将写有指示的小纸条递给解放等代表。又过了30分钟，所谓的“联合国军”代表烦躁起来，提议“休会”。

会议气氛依然僵持，美国代表特纳·乔伊大喊“让飞机和大炮辩论吧”。所谓“联合国军”在战场上发起进攻，同时在开城中立区制造了一个又一个麻烦：1951年8月18日，发动了持续一个月的“夏季攻势” ，进而发起空中“绞杀战”。飞机数量从战争初期的553架增加到1700多架； 8月19日，中立区宪兵姚庆祥突然被枪杀。乔冠华悲伤地说：“人人都知道李奇伟，举国哀悼姚庆祥”； 8月22日，美军机轰炸朝中代表团开城官邸； 8月29日，美军机在开城中立区投掷照明弹； 9月29日，所谓“联合国军”再次发动“秋季攻势”……

很明显，谈判无法继续下去。 1951年8月23日，停战谈判暂停。

苏浩分析道：“与谈判之前相比，这一时期的战斗不再是纯粹的军事行动或大规模战斗，而是和平谈判与合作，以实现各自的政治目标。志愿军地面部队和人民军实力很强，迫使对方回到谈判桌前，造成了美国的假象。——如果他们继续战斗，获得空中优势，可能会在战场上取得突破，压缩我方阵地。进一步向北，进一步获得谈判优势。”

赵永天在书中指出，美国之所以在谈判过程中频频制造麻烦，是因为当时的美国。杜鲁门总统和艾奇逊总统需要这种“紧张”。 “只要国际局势紧张，《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一定会过去，远东战略就能顺利实施。”美国远东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打造一条北起日本列岛、琉球群岛，中部连接台湾岛，止于菲律宾群岛和大巽他群岛的“岛链” ，而《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的签约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美国“强行推迟了朝鲜战争谈判进程”，直到1951年9月8日签署《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之后。

面对所谓“联合国军”的狂轰滥炸，彭德怀早已做好了和谈和战争的准备。 1951年7月1日谈判开始前，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完全有必要做好持久战的充分准备，争取和谈结束战争。”与此同时，朝鲜和中国军队将总体战略调整为“持久战、积极防御”，所谓“联合国军”的子弹和枪炮全部打了水漂，志愿军的阵地陆军和人民军保持不变。

9月10日凌晨，一架美军战斗机袭击了开城满月里地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令人意外的是，当晚，所谓“联合国军”代表承认满月事件是美军飞机造成的，并表示遗憾。这是停战谈判以来美国首次有这样的态度。紧接着，美方趁机提议两国代表团联络官举行会晤。 “当时我们开玩笑说：‘别看美国人块头大，但他们弯腰的时候很灵活！’”方杰曾回忆道。

板门店口水战

1951年10月25日，中断两个月的谈判在新地点板门店——号恢复。所谓“联合国军”代表还提议将朝鲜和中国军队控制的开城划为非军事区。此举遭到朝鲜和中国军队代表的坚决抵制。对方事后回忆称，“朝鲜和中国表明了即使谈判破裂也不会放弃开城的决心”。美军夏秋攻势远未达到目的，施压战术屡屡失败。到11月底，所谓“联合国军”代表不得不接受朝鲜和中国提出的“以现有接触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的提议。后撤2公里，设立非军事区。”

美国想利用战俘问题“占便宜”

就在三八线问题即将解决之际，李克农的身体状况却每况愈下。 1951年11月中旬，朝鲜中北部地区已被冰雪覆盖，李克农的哮喘和心脏病更加严重，甚至多次病危。当年9月，中央派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伍修权接替李克农。但当伍修权来到开城时，李克农却坚持以“临战不换将”为借口，“违令”留在谈判第一线。

这是一次将载入史册的对话。在11月中旬的内部会议上，李克农将此前的谈判形势归结为两个特点：一是谈判不是胜者与败者的谈判，而是战场上的平局。 “从对方的角度来说，打架的时候他想说话，说话达不到目的的时候他想再打，达不到目的的时候他想说话，说话的时候他想拖延。” ”所以，我们的同志千万不能急躁。着急是没有用的。二是针锋相对。战场上的压力，必须在战场上反击；会议上的无理要求必须在会议上揭露、驳斥；对于会外肆意挑衅的行为，必须一一追查、一一提出抗议。 “说针锋相对，并不代表没有灵活性……如果有机会，就要抓住机会‘诱导’。”

李克农和乔冠华的判断后来都一一应验了。 1951年12月11日，停战谈判进入第二个难题：战俘遣返。

根据《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战争结束时，应立即释放并遣返战俘。” 1949年，61个国家签署了《日内瓦公约》。随后，一些国家陆续签署。 “全部遣返”已成为国际战争惯例。因此，从一开始，朝中代表的核心倡议就是“双方释放目前关押的所有战俘”。但美国代表却坚持“自愿遣返”，并将“全面遣返”污蔑为“强制遣返”，这会损害朝鲜和中国的人权，增强军事实力。事实上，美国正在强制拘留战俘。

“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最坚持，因为他们想利用前两个问题却没能做到，所以他们必须在战俘问题上分一杯羹。如果他们拿不到这一块，整个谈判就会失败了，所以他们奋力拼搏，不得不拼，我们也不得不拼。”方杰在文章中分析道。 1951年12月至1952年4月，美国将迎来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赵永天曾分析，在选举压力下，杜鲁门虽然宣布不谋求连任，但仍要保护自己和民主党。政治形象上，此时的当务之急是谋求“光荣停战”。 “结果，美军彻底穿上了全金属外壳，不仅没有做出任何妥协，甚至加大了空袭力度，持续通过武力向朝鲜和中国施压。”

1952年5月22日，哈里森接替乔伊，成为美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森的风格是，如果他不满意，就会跳过会议并推迟会议。他在出席代表团会议的第一天就建议休会三天。三天后，哈里森听完朝中代表的提问后，故技重施，说“我建议休会”，起身离开。双方僵持不下，1952年10月8日，哈里森单方面宣布无限期休会。

板门店谈判再次长期中断。

“静止比移动更好”

当美国深陷朝鲜战争时，1952年深秋，共和党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发表鼓舞人心的演讲，公开向人们承诺，如果他当选总统，他将“光荣”地结束朝鲜战争，并“亲自上阵”。 ”。去朝鲜旅行。”这帮助他赢得了选举并入主白宫。

如何有尊严地结束战争？艾森豪威尔并没有摆脱前任的模式。一方面，他宣布加快韩国军队的训练和扩充。另一方面，宣布取消台湾“中立”，轰炸中国东北等地，并与出兵朝鲜的国家谈判封锁中国。

周恩来请乔冠华等提出意见。 1953年2月19日，乔冠华总结道：“与其行动，不如保持沉默。让现状继续下去，直到美国愿意妥协并采取行动。”毛泽东、周恩来都同意这个分析。 “这是基于当时综合军事实力的理性选择。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曾用原子弹威胁过我们，但有了核武器，他们也要承担严重的道义后果。因此， “动不如静”包含两点：一是要谨慎对待对方装备比我差的情况，无需扩大战果；二是坚持我方战俘计划，不失战果；灵活。”苏浩说道。

会议前两天，毛泽东两次给乔冠华打电话，提出了两套方案：一是把没有直接遣返的战俘送到亚洲中立国，朝鲜和中国派专门人员做解释。在指定时间内；没有直接遣返的战俘被暂时安置在韩国的一座岛屿上，由中立国委员会暂时管理。毛泽东明确表示，第二个方案更容易被美国接受，所以乔冠华应该先提出第一个方案，摸清美国的意图，然后再与第二个方案进行谈判。

4月26日，在大会上，中国代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提出了解决战俘问题的具体方案。与此同时，为了配合谈判、以战促谈，志愿军发起了1953年夏季反攻战役，为最终谈判争取最大利益。 6月8日，双方签约《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至此，朝鲜停战谈判的全部议程终于尘埃落定。

苏浩分析道：“无论从‘大政治’还是‘小政治’来看，1953年都是结束朝鲜战争的最佳时机。从世界格局来看，美韩博弈的战略背景苏联已经改变了，主要战场在欧洲，而不是亚洲，科技和军事实力的综合竞争不是通过战争来消灭对方。援助朝鲜促使该国加速工业化，苏联也开始发展中国经济，此时援助和支持的重点应该转向经济建设。得出半岛短期内无法完成统一的结论，美国也看到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在战场上就越不利，只会增加损失。 ”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许，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纳米尔将军和所谓“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森在大会堂就座。板门店签约现场的会议桌上分别用韩语和中文发言。总共签署了18份英文版朝鲜停战协定。上午10时10分，签约仪式结束。整个过程中，南日和哈里森没有说过一句话。

当天，在美军帐篷里，接替李奇微的所谓“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他说：“我们失败的地方是没有打败敌人，敌人比以前更强大，更具威胁性。”这位美国五星级将军的另一句更为人熟知的话是：“我获得了一项令人羡慕的功绩”。我很荣幸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没有胜利的情况下签署停战协定的美国陆军指挥官。”

当天，签字一完成，朝中代表团就立即驱车返回开城，以最快的速度将《朝鲜停战协定》递交给彭德怀。一天后上午9时30分，彭德怀在开城松玉堂庄严地在《朝鲜停战协定》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多年后，他在自传中回忆起签约时的感想，写道：先例已定，前途漫漫，亦为民所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