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宿夜花曾获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萧伯纳，是近现代颇为知名的现实主义剧作家。萧伯纳童年时为了生计奔波流离的生活造就了他洞悉社会万象的敏锐观察力，与此同时，萧

萧伯纳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对颓废贵族和上层社会的辛辣讽刺，揭露了他们道貌岸然、肤浅精致的外表下的贪婪和虚伪，从崇尚金钱和利益、欺凌和傲慢到冷漠、狡诈、道德。等等失落，这种批评和反思总是以轻松幽默的调侃方式呈现。劳动人民和公民等弱势群体仍然受到很多关注。他们的淳朴与热情、乐观与坚韧，反衬出人性的善良与坚韧。

萧伯纳作品除了内容批判性之外，语言通俗简洁。既包含日常生活的幽默，又用小事深入浅出，充满了诙谐的讽刺。它不仅节奏丰富，而且生动传神，真正做到雅俗共赏。

《皮格马利翁》是萧伯纳最著名的戏剧。 1938年被英国导演改编成电影。《卖花女》在威尼斯电影节上引起关注，1964年的音乐大片《窈窕淑女》就是根据它改编的。（奥黛丽·赫本主演）通过好莱坞在流行文化中的声音将其推广给世界各地的观众。

萧伯纳的现代寓言：语言与阶级·性别与权力

任何经久不衰的故事和母题之所以历久弥新，就在于它们抓住了时代发展和文化演进中最常见的矛盾根源和困境本质。《皮格马利翁》是萧伯纳通过引用和解构古希腊神话而创作的一则现代寓言。语言学教授希金斯通过语言和外表的训练和改造，将她变成了一个符合上流社会审美的“贵妇”。就像对皮格马利翁的象牙少女雕刻的当代诠释。

首先，故事蕴含着“语言与阶级”的主题。《皮格马利翁》的故事从社会学和语言学的角度探讨了人类的本质。社会学中的人是指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个人的地位体现在社会中以及别人对他的态度上，而一个人的身份特征最外在、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他的言行举止——语言特征和肢体姿势。那些温柔、有礼貌、操着标准“伦敦口音”的人，会被视为伦敦东南部的贵族；那些粗鲁、鲁莽、鲁莽、带有懒惰口音和伦敦郊区口音的人会被视为底层的穷人。

萧伯纳以最直观的方式揭露了上层阶级和贵族的文化霸权和言语暴力。也就是说，贵族不仅通过刻板的语言标签和行为标准来规范社会，而且还把人分为三等、六十、九等。等待。女主角花童艾丽莎无法说一口流利标准英语，甚至无法成为一名普通的店员或贵族陪护，只能在街头卖花。

而这些虚伪的外衣难道就是衡量个人价值最合理的尺度吗？当花童埃莉莎学会了贵族的礼仪和口音后，她成为了贵族舞会上的焦点。这无疑是萧伯纳给出的最具讽刺意味的解释：在虚伪的贵族世界里，人们只注重外在的华丽和肤浅的世故，而从不通过外表来尊重和了解一个人。心和本质。

其次，《皮格马利翁》的另一个主题是“性别与权力”。在传统父权社会中，男性本位的思维定义和规范了女性美的标准，无论是古希腊神话中雕刻出理想少女的皮格马利翁，还是通过身体和语言训练将花童转变为贵族女性的希金。斯教授，她们作为创造者和领导者的身份是不言而喻的，而女性作为男性理想女性的投射，是被客体化、审视、规训和改造的对象。

故事的最后，在希金斯教授改造花姑娘的过程中，花姑娘逐渐从成为上层语言学教授希金斯的研究工具和驯化对象中清醒过来，她开始讨厌希金斯。斯教授对他的强势和霸道的蔑视和践踏和反抗。她的觉醒和成长无疑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她清醒地看到，在颓废贵族主导的生活规则下，阶级才是她难以逾越的鸿沟，而不是天赋和能力；另一方面，她更加坚信自己的价值，不是希金斯教授使用的语言工具，而是一个具有独立思想、自由人格、自力更生的人。

《卖花女》：英式喜剧的反讽与批判

本片之所以成为英国喜剧的里程碑，是因为它为未来的英国喜剧提供了经典范本，用电影凸显“民族文化”。就像后来的《贵在真诚》、《仁心与冠冕》一样，英国喜剧善于利用不同阶层之间最直观的对比和错位来制造喜剧效果：当简单、善良、直率、热情、有活力的平民从事一种这是保守、僵化、充满傲慢和偏见的贵族们永远无法实现的斗争。在价值认同的交换中，这种反讽的欢乐透露出十足的冷幽默，上流社会的繁文缛节和虚伪凸显出一种迂腐愚昧感。

从《卖花女》到音乐剧《窈窕淑女》，看萧伯纳经典话剧的两种演绎

这种精致的喜剧节奏还体现在演员表演的精准上。对于莱斯利·霍华德来说，更多观众熟悉的是他在《乱世佳人》中饰演的美国南方庄园贵族，而为他赢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男主角的《卖花女》自然是他银幕生涯的巅峰表演之一。戴着大圆眼镜、叼着烟斗，刻板、教条的书呆子形象在外表上就成功了一半。并通过其表情和肢体的喜剧节奏，完美地塑造了希金斯教授集自恋、乖张、俏皮和冷漠于一身的复杂形象。

希金斯对社会语言学的执着研究是建立在一种理想主义和逃避现实的基础上的。他对伊丽莎的生活缺乏真正的同情和理解，总是采取居高临下、冷漠的态度。这最终给伊丽莎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困境。尽管她的外在语言习惯和身体举止可以模仿贵族的外表，但阶级差异带来的内在价值认同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却是无法改变的。当她展现出迷人的贵族姿态而无法继续以卖花姑娘的身份谋生时，她仍然无法融入上流社会，从而造成了新的自我认同困境。这种困境也暴露出希金斯作为知识分子对于处理严酷的现实问题的无力感。

影片的镜头语言简洁明了，没有使用太多的隐喻和隐藏的细节。相反，它使用简单而富有表现力的构图来直观地反映伊丽莎和希金斯之间的摔跤过程。起初，面对希金斯在知识、智力、社会地位上的优越性，她始终处于被支配的被动地位。这体现在构图上，就是希金斯的视觉优势压迫了她。而当伊丽莎从希金斯的语言实验中逐渐觉醒时，她看穿了希金斯的冷漠和傲慢，勇敢地反抗并追求话语权的平等。尽管她无法改变穷人的生活，但她知道如何学习知识和技能，发挥自己的才能。至于温迪·希勒饰演的伊丽莎，从一开始的贫穷但不自卑，到最后的自信、战斗，她的表现符合女性成长的心理逻辑。

《窈窕淑女》：好莱坞歌舞片的叙事策略

如果说英国版的《卖花女》在剧本打磨和人物还原方面更胜一筹，那么好莱坞版的音乐剧《窈窕淑女》的成功则主要体现在商业化水平和大众市场传播上。影片时长173分钟（而英国版《卖花女》只有96分钟）是史诗制作盛行的1960年代的特色。《窈窕淑女》还荣获第37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等奖项。 8个奖项。

首先，在叙事策略上，“歌舞”成为叙事的关键要素之一。虽然它没有像后续的《音乐之声》那样完全打破舞台与生活的界限，让它们完美统一，但通过“载歌载舞”的段落来推进剧情、补充细节、强化人物等方面，影片仍然发挥其“载歌载舞”的想象功能。

一方面，影片中的歌舞段落是人物社会阶层和文化背景最直观、生动的反映。比如，花童艾莉莎和她酗酒的父亲居住的空间总是在大街上，充满了工人工作时的欢声笑语，希金斯教授的活动空间总是在装饰华丽的私人别墅或高层建筑中。社会赛马场舞蹈。前者的幽默、活力是后者的内敛、内敛、做作的最直观体现。歌舞活动的空间是最直观的体现。另一方面，唱歌、跳舞、唱歌都是演员、歌手经过专业训练的技能。因此，扮演花姑娘父亲的演员斯坦利·霍洛威用他粗犷、凶猛的白嗓子和充满激情的非专业舞蹈手势。表现出一种坦诚。

其次，在人物塑造上，他们采取了明星策略，放弃了在舞台上扮演女主角的朱莉·安德鲁斯，而选择了具有票房号召力的大明星奥黛丽·赫本。从《罗马假日》到《蒂凡尼早餐》，奥黛丽·赫本给公众的印象始终是美丽和优雅，所以她在上流社会舞会中游刃有余的后半段伊丽莎的角色显得尤为令人信服。同样，处于花童阶段早期的伊丽莎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来展示她的外在特征。扮演希金斯教授的雷克斯·哈里森刚刚在《埃及艳后》中出现，当时也是一位非常受欢迎的明星。与英国版《卖花女》中的莱斯利·霍华德相比，他的希金斯教授更强大，也少了一点书卷气。

虽然歌舞形式和明星策略不如英版那么文学化和意识形态化，但以更真实的人物形象和丰富的视觉意象成功地达到了传播效果（北美票房高达7256万美元）。两个版本的影片风格不同。性别的差异恰恰是创作目的的差异造成的。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当代思考

因为好莱坞式情节剧是针对全体观众的，难免会因为担心一些保守审美群体的观看偏好而插入一些通俗段落，不可能达到深刻深刻的讽刺。时至今日，在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影视作品中，“皮格马利翁”的故事被以不同的形式演绎（《教育丽塔》，20世纪80年代流行于英国和美国）。这种“麻雀变凤凰”的故事模式无疑受到了大众的欢迎。一种奇幻的空间。因此，在《窈窕淑女》结束时，在希金斯表达了反省和忏悔之后，伊丽莎终于回到了他的身边。这无疑是许多20世纪60年代具有保守审美观念的观众所乐见的一种“大团圆”。 “结束。

在这个展现英国贵族与平民对比的戏剧奇观背后，引发了对个人价值的深刻质疑，而影片中性别权力结构潜在的不平等又赋予了影片女权主义的视角。诠释空间，即现代女性如何实现自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