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授办学”到“学校办教授”，官办大学陷入困境

要说中国大学最显著的特色，可能就在它的行政级别了。大学的行政级别最直观地体现在大学校长（书记）的官阶上——上级在任命大学的主要领导时，都会标注他们的行政级别。比

大学既然有行政级别，就必然要官化，而且要按照官场办事，正如下面的新闻所说：

2023年3月2日，山西农业大学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事会委员严炯带领学校150余名处级干部，前往山西省党风廉政教育基地接受党风廉政警示教育

这个消息让我大开眼界：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想过一所院厅级大学会有“150多名处级干部”！

出于好奇，我访问了学校的官方网站。学校官网显示，学校目前有校级领导9人，即处级干部9人。 ——如果加上厅级干部，学校应该有一支相当的干部队伍。

在官本位的社会里，官员无论级别高低，都必须享受一定的福利：大学干部自然会比群众教师拥有更多的资源。

不仅如此，当学校正式化后，能否担任“校官”、担任哪一级的“校官”，实际上已经成为对教师工作的评价。在这样的体制机制下，入仕成为很多教师的人生追求，教师争权夺位也成为大学里的一道“风景”。 —— 2008年9月5日，在广东省政协召开的座谈会上，广东省教育厅党组副书记谭泽忠说：“实际上有40名教授争夺深圳事业部总监职位！”

从“教授办学”到“学校办教授”，官办大学陷入困境

不是教授不能当官，而是这么多教授争着当官，实在是教育界的耻辱。庆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都习惯了，逐渐习惯了。

之所以有那么多教授把当官当成自己的职业，是因为大学里学术和官职严重倒置。

大学里有这么多官员，花教育经费还是小事。最大的问题是学校生态的恶化：它让纯洁的校园变成了赤裸裸的名利场，让神圣的学术殿堂变得浑浊。

对于近年来教育生态的恶化，我有这样的感受：与特殊时代管理学校的工农干部相比，教师出身的官员更懂得如何“跟上形势”，如何折腾教育和操纵教师。

在官员队伍迅速膨胀的这些年，高校教师的考核（考核）变得越来越复杂，推动的各种项目（项目）也越来越复杂。这些关系到教师名利荣辱的绩效考核权、项目审批权，都掌握在各级“校官”手中。于是，大学里就出现了饶毅亲眼所见的现象：“几个院士围着一个小主任道歉，搞科研还不如搞关系”。

这不仅适用于教授、院士，也适用于校长。道理很简单：人在官场上不能自拔，必须按照官场的规则办事。有件事相信很多人都还记得：大约十年前，一位高层领导视察了著名的副部级母校。学校校长躬身陪着，一脸谄媚的表情。现场照片和视频一出，全网哄堂大笑。

从“教授办学”到“学校办教授”，官办大学陷入困境

日前，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袁庆峰在接受采访时也谈到了官员视察学校的情况。

他说：昨天，校园里聚集了大量车辆，警灯闪烁，令人眼花缭乱。 “然后保安就来回跑，精神抖擞。我说，你们干什么呢？哦，领导来视察了。”

在看袁庆峰教授的采访时，我的脑海中闪过一张很多人都看过的老照片。图为胡适与某领导坐在一起。照片中，胡适跷二郎腿，自然轻松的表情尽显文艺气质；而大首领则以标准的军人姿势坐得笔直，双手放在膝盖上，表情显得有些紧张。

我们再也不会看到这样的场景了。

说起胡适，人们总会想到民国时期的北大。 ——就免不了要说到北大历史上最著名的校长蔡元培。

蔡元培是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在1916年底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之前，他一直“服务于教育部”。

从“教授办学”到“学校办教授”，官办大学陷入困境

这在目前来说是完全令人难以置信的。你想，正部级的教育部长如果到副部级的大学任职，肯定是犯了错误或者触犯了禁忌，被降职了。

幸运的是，当时的大学没有行政级别，非常独立。教育部长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他不能随意发号施令，更不能随意去大学“视察”指导工作。

当时的高校普遍实行教授办制。因此，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并没有现任校长那么大的权力。以蔡元培时期的北京大学为例。当时，北京大学设立了教务委员会和各学科教授委员会。教授在北大有很高的发言权。根据当时北京大学制定的《评议会规则》，理事会是北京大学实行教授治理的机构。作为北京大学的核心机构，北京大学内部的任何重大事务未经参议院批准都不能实施。

在那段时期，教授对学校的管理不仅限于学校事务，而且对学校是否执行政府部门的命令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例如，抗战时期，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要在大学推行党的教育。教育部的这一规定遭到了西南联大教授协会成员的一致反对。他们在大会实际负责人梅贻琦的支持下，拒绝执行教育部的相关规定，拒绝提交所谓的“统一教学大纲”。面对教授们的反对，教育部的党性教育规定最终被搁置。

与过去教授治大学相比，官办大学由“教授”治。两者之间的差距，足有千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