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所鉴定的书法作品曾拍出4.368亿元的天价。

“中国书画海外鉴定乃傅申先生一人可数。”这是著名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对傅申的评价。傅申曾在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后在美国耶鲁大学教美术史四年，出任过美国国立佛利尔

20世纪80年代，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刘久安、杨仁凯、傅西年、谢辰生组成了中国古代书画巡回鉴定小组。 “国宝七镜”相继去世后，傅深是中国书法、绘画史和书画鉴定领域为数不多的有造诣的权威人物之一。

2024年4月16日，傅申在杭州富阳去世，享年88岁。有人说，他离开后，一个中国书画鉴定的时代也结束了。

付申，摄于2010年。图/《傅申书画鉴定与艺术史十二讲》

“出道即巅峰”

回顾自己的职业道路，傅深认为自己运气很好，贵人很多。 “我从来没有找过工作，都是工作来找我。”

傅申在台师大艺术系就读期间，师从黄君弼、朴心社、傅宣夫学习绘画，师从书法家王壮伟学习书法、篆刻。在系举办的国画展、篆刻展中获两项一等奖，在书法展中获二等奖（据说不甘心让他独中三元），被誉为“三冠王”。

1965年毕业于台湾私立中华文化学院艺术学院。经叶公超等人推荐，与青年书画家蒋兆深一起进入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部，主要负责书画展览。

这样做的第一步是熟悉该集合。每天早上，工友“老牛”总是从仓库里推着一车字画。他们把这些书画挂在办公室的墙上，或者摊在大桌子上，拿着放大镜仔细观察了三年。资深学者庄彦和李林灿经常来他们的办公室聊天，他们借机请教或一起欣赏画作。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有上万件，傅深三年都没有看完。他回忆说，那是他一生中最幸福、最满足的一段时光。他像鱼一样亲近水，像干海绵一样吸收水。

很快，又一个贵人出现了。普林斯顿大学东亚艺术史教授方文来到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倪瓒的画作。他很欣赏傅深，邀请他去美国留学。 1968年，付申获得洛克菲勒奖学金，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留学，师从方文。

艺术史学家薛永年曾论述，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美国的中国艺术史研究呈现出非常繁荣的趋势。原因是20世纪60年代初，台北故宫博物院的100多件精品在美国展出。不久，在福特基金会的赞助下，一批美国学者专程前往台北故宫博物院拍摄了6000多幅画作。公众和收藏家对中国书画的兴趣高涨。

在此期间，旅美华人艺术史学家开始形成两种学派。东派以方文为首，拥有一批他培养的来自美国、欧洲和中国台湾的学生，组成了一支颇具规模的团队；西方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艺术史教授高巨涵。当时追随者不多，但著作丰富，影响深远。

方文课题组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形式结构分析。在付深看来，美国确实有自己的一套艺术史方法，但方文的方法用来分析元代以后的作品并不有效，因为风格分析侧重于空间和距离，而没有受到重视。元代以后。这种方法可以帮助建立一个分析框架，但细节还是要从书画本身开始。

普林斯顿有一批中国书画藏品，是收藏家萨克勒在方文指导下收购的，收藏于普林斯顿艺术博物馆。共有24位艺术家的41件作品。方文请付深为这些书画编一份展览图录。傅深对每幅作品都进行了仔细的考证，鉴定其真伪，并为无题画作重新命名。由于其中有石涛的“孪生”作品，他对两幅画的真伪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他当时的妻子王妙莲，也是方文的弟子，也参与了这项研究，并将手稿翻译成英文。

1973年，出版了这份名为《书画鉴定：纽约和普林斯顿塞克勒所藏中国画研究》的目录。当时看起来又大又厚，就像一本电话号码簿。这是傅深的成名之作，堪称“出道巅峰”。它的出版引起了学术界的震动。方文评价道：“他们结合了中西方学术界关于这一主题的最佳研究方法，共同出版了这部杰作。”耶鲁大学艺术历史学教授班宗华表示：“这是一件里程碑式的作品，而且永远都是。”

正是因为这本书，1975年班宗华离开耶鲁大学艺术史研究所，转而到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时，推荐了傅深接替他。

当时，傅深并不知道其中的内幕。他只收到了演讲的邀请，演讲的题目是黄庭坚的书法。这是他第一次在美国发表演讲。当时，他的英语不好，但因为谈论的是一个非常熟悉的话题，所以他毫不胆怯地讲完了。那天，学校决定聘他为教授，任期三年。

为了这次展览，付申等人考察了美国的公共和私人收藏。展品有王羲之《行穰帖》、黄庭坚《廉颇蔺相如传》《张大同》、米芾《吴江舟中诗》、赵孟俯《妙严寺记》以及明代三大家、清代八大山人、石涛，美国收藏可以说是其中的精英。目录出版后，中日学者都对美国收藏的中国书法作品的高质量感到惊讶。

今年，应中国文物局邀请，美国科学院中国古画代表团访华，代表团成员包括方文、高居翰、付申等十人。台北故宫博物院建议傅深不要去，但他坚持要去。

这是傅深第一次回到祖国。他们参观了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杭州、苏州等地的精美藏品，欣赏到了许多真迹，并被允许拍摄幻灯片。

此行，傅深结识了徐邦达、谢稚柳、刘九安、傅西年等同事。他回忆说，当时内地尚未改革开放，人们不敢与海外人士公开交流。只有徐邦达比较开放，敢于发声。

1979年，傅申接受华盛顿国家弗利尔美术馆聘任，担任中国书画部主任。这是美国最大的东方艺术博物馆。

1985年，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赴美国各大博物馆参观中国书画藏品。付深带着他们看了弗里尔博物馆仓库里的所有好作品，“读到饱，一直读到饱”。

傅先生看完后，请他们到他家去喝酒。谢稚柳喝醉了，徐邦达也喝醉了。喝完酒后，两个人靠在一起笑得很开心。后来徐勰和朋友们产生了分歧，但谢稚柳去世后，徐邦达又感到非常孤独。

他所鉴定的书法作品曾拍出4.368亿元的天价。

“暮光区”

启功说，古代书画的鉴定是一个“模糊地带”。很难判断这么久以前的事，因为没有人见过他们画画。傅深为此感到难过。

傅深参加过多次辩论，留下了很多经典案例。让他一战成名的就是《富春山居图》的真伪问题。

左：《富春山居图》黄公望《无用师卷》跋。右：《富春山居图》《紫明娟》黄公望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三卷《富春山居图》两卷，一本《紫命卷》，一本《吴用诗卷》。乾隆皇帝认为《紫铭卷》是真迹，爱不释手，并在其中题跋。后世学者大多一致认为，乾隆所放的《武用诗图卷》是真迹。

1974年8月，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新儒家代表人物徐复观在香港发表文章《明报月刊》，为乾隆翻案，认为《子明卷》》为原著，《吴用诗卷》为后人抄写。锻造的。

一石激起千层浪，不少学者发表文章参与争论。早期，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饶宗颐是与徐复观争论的主角。后期，主角变成了傅深。

1975年3月，付申在《中国画史上最大的疑案——黄大痴两山水长卷的真伪问题》发表了《明报月刊》。

徐复观质疑，不仅现在的鉴赏家，清初的大部分著名书画家都没有机会“目视”这两卷《富春图》，更不用说把它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听说过它们。这正好击中了傅深的枪口。傅深说，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四年里，他有幸多次观看这两幅卷轴，并将它们并列研究。

徐复观之所以认为《紫明卷》真迹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紫明卷》的纸色比《无用氏卷》的纸色更古老。对此，付深表示，“紫茗卷”的纸色表面上确实显得老旧、发暗，但有经验的鉴赏家不难看出它是旧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内藏有许多明清时期的宋元赝品。纸张又旧又破。但那些真正年代久远的真迹却被保护得很好，纸上有一种安静的感觉。

付深认为，从书法角度看，《紫命卷》的碑文给人的整体印象是恶俗的，而《武用石卷》则沉稳从容，有大师的风格，其笔法结构具有元风格。气息。从画作来看，《无用诗卷》用笔走圈。以树为例，不仅画出了它的形状，而且每一根线条都充满了生机；而“紫明娟”则相差甚远，只是一丛树木的形状。

在付深看来，两幅画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时代风格。《无用诗卷》的笔墨味道与王蒙、倪瓒等元末画家相似，而《紫明卷》则明显受到董其昌画派的影响。风格与王时敏、王翚相似，但达不到他们的水平。程度。

《两卷〈富春山居图〉的真伪——徐复观教授“大疑案”一文的商榷》《无用诗卷》（左）与《紫命卷》（右）细节对比。本版/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付申说，刚开始学画时，他也觉得《紫明卷》工整细致，但《无用十卷》名气虽小，也不过如此。几年下来，他渐渐明白，《紫冥卷》只是表面流利。笔墨淡薄；《无用诗卷》的笔墨境界看似平淡，实则深刻。明清时期的画家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笔墨水平。即便是黄公望自己的画作，也很少有画作能够达到这种程度。

双方来来往往，发表了不少文章。傅深认为徐复观善于考证，不懂书画。徐复观始终没有改变这个看法。然而，傅深与徐复观“不打不相识”。后来，徐复观在香港设宴招待傅深，还赠送了一幅古墨。

30多年后，傅深回顾这场争论时表示，这是继20世纪60年代王羲之《富春山居图》真假之争之后最重要的学术争论。他经常告诉他的学生仔细阅读两次辩论中的每一篇文章。他认为艺术史的研究必须回归作品本身，考证只是辅助，不能成为主要依据。

傅深还与张大千进行了一场“血战”。

张大千被誉为“当代石涛”。他有超强的记忆力和模仿能力，善于举一反三。傅深评价他是画家中的画家。但付深认为，大型美术馆收藏的石涛、八大山人、宋徽宗、唐伯虎等名家的许多所谓作品都是张大千的仿制品。

从1987年起，傅深开始全面、系统地研究张大千。他说，张大千一生的作品几乎占了中国绘画史的一半，他也是“伪史上第一大师”。

张大千有一个印章，叫“大千发”，意思是拔一根头发就能造出各种东西。傅深泽说张大千就是孙悟空，他就是如来佛；张大千与古人浴血奋战，他与张大千浴血奋战。

1991年，傅深在华盛顿萨克勒博物馆举办《与古人血战——张大千回顾展》。张大千的研究在美国学术界日益受到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傅深的影响。

傅深古书画鉴定代表作，可能第一个推荐《兰亭序》。

《砥柱铭》被认为是黄庭坚的书法作品。这是唐代魏征写的一篇文章。黄庭坚经常为友人写下这首诗，他深有共鸣，因为“世间颓废至极，我心如柱”。但传世的水墨卷轴《砥柱铭》没有署名，风格也与黄庭坚其他作品不同，所以长期以来被怀疑是赝品。

傅申当年的博士论文大概是《砥柱铭》。为此，他专程前往日本参观藤井由里收藏的《黄庭坚的书法及其贬谪时期的杰作〈张大同卷〉》。当时他无法确定真假，于是他在博士论文中将《砥柱铭》定位为可疑，无法做出归属。 “问题有效”。

他所鉴定的书法作品曾拍出4.368亿元的天价。

当年6月，北京保利春季拍卖会上，《砥柱铭》以4.368亿元的总成交价创下中国艺术品交易新世界纪录。

有人质疑付深的鉴定文章是否是为了拍卖而写的。他平静地回应，表示自己这样做是为了解决心中的疑惑。如果他确定是假的，他也会写下来。

或许正是因为这些疑惑，傅深多次感叹，证伪容易，证真难。他表示，鉴定与考古、医学诊断一样，必然会随着新证据的出现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进步，前人是后人的垫脚石。

“白痴”和“糊涂”

1994年，傅深受邀返回台湾，任教于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他的许多弟子后来成为艺术史研究的中坚力量。

他多次叮嘱学生要多读原创作品。他解释说，印刷品有变得平均的趋势，不仅在尺寸上而且在质量上。只要所有的作品都是彩色印刷的，无论画得多么差，看起来都很好，无论画得多么好，看起来也很好。书中的照片就像结婚照一样，没有丑陋的新娘。

他说，欣赏需要时间和教育。公认世界上最好的行书是王羲之的《砥柱铭》，第二行书是颜真卿的《兰亭序》。不过，年轻的时候，他还看不出有多好，但后来却越来越好了。年轻时，他很喜欢郑板桥的书法，认为非常独特。后来他觉得那只是二流或者三流。

傅深的书法创作从未间断，楷书、草书、篆书、隶书都能书写自如。书画鉴赏家薛永年评价兴凯书法“小字清秀秀美，大字严谨流畅，笔画刚健流畅，点画恣肆严谨”。

他已成为台湾艺术界的一张重量级名片。 1998年12月，在他与第二任妻子陆荣植的婚礼上，刚刚当选台北市长的马英九不请自来。马英九的办公室里，挂着傅深的三幅作品，分别是《滋养伟人精神》、《众志成城》和马英九家训“金不是书而是宝，一切皆空，善不空”。

傅深坦言，由于书法家数量过多，偶尔会找代笔，他自己也不例外。当被问及多年后是否愿意辨别这些代笔作品时，他笑称：“假亦真，有时真亦假，真亦假，有时假亦真。”

他往返于台湾海峡两岸的次数越来越频繁。 2013年，国家博物馆邀请他举办个展，这是他的首次个展。他称之为“傅深画展”。

2015年春，受聘为浙江大学客座教授，开始为期45天的“中国书画鉴定与艺术史”系列讲座。

“抱歉，傅深老师有事，我不能来。我是傅深老师的弟弟，傅佑。”他经常用这个笑话开始。他试图以自己不同时期的不同照片为例告诉大家，识别书画就像识别一个人的相貌。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状态下的相貌是很不一致的。如果你想研究一个书法家或者画家，你还应该尝试收集他各个时期的作品，寻找共性，也就是他的DNA。书画的鉴定就像盲人摸象。他可能只接触到一部分，但是接触的越多，结论就越准确。

此后多次受邀到中国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天津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故宫博物院、鲁迅美术学院、吉林大学等院校讲学。一年内，他在国内外讲学30场，反响热烈。

2017年12月10日在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举办《祭侄稿》，回到海外学术生涯的原点。

傅深的弟子赵硕回忆，有一次傅深参加巴厘岛国际电影节时，看到当地生产的巨型槐木画桌长三四米，重达数千公斤。价格昂贵，他没有犹豫。我买了两张巨大的画桌，把它们运到我在台湾桃园的工作室，然后用起重机把它们搬进屋里。

傅深的工作室叫“葫芦”。葫芦与葫芦谐音，有“糊涂”之意。傅深喜爱葫芦，收藏较多，可见难得糊涂。

黄公望晚年隐居富阳庙山坞。据清光绪：010—30000年记载，他“卒于富阳，享年八十六岁”。 2015年，付申前往庙山坞祭拜黄公望墓地。下山时，他喊道：“以后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吗？”

2021年12月，浙江杭州富阳区“公望两岸园”开工建设，富申、卢荣植正式决定落户富阳。

傅慎的弟子赵硕说，黄公望被称为“大白痴”，自称“宋雪斋中小学生”。现在付先生也成为了一名“富春江小学生”，这正是他所向往的。

2024年4月30日凌晨，沿着富绅参观黄公望墓地的路线，他的妻子陆荣枝、养子、养女和学生送他去富春山森林安葬。

从此，他就一直与黄公望为邻。

发表于2024年5月13日第1139期《溯古开今——傅申书画研究展》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