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的“跨国婚姻”: 李德、肖跃华、李丽莲

01【李德与肖月华、李丽莲】延安时代的“跨国婚姻”并不鲜见，最为著名的要数李德和李丽莲。上世纪30年代，共产国际向中央苏区派出军事顾问李德，即奥地利人奥拓·布莱

【李德、肖月华、李莉莲】

“跨国婚姻”在延安时代并不少见，最著名的就是李德和李丽莲。 20世纪30年代，共产国际派军事顾问李德、奥地利人奥托·布赖恩（笔名华夫饼）前往中央苏区。李德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是众所周知的。这里我们只谈论他生活中的“最小的细节”。

肖月华是一个来自广东的贫困女孩。虽然她长得不是很漂亮，但是心地善良。当时，她的助手是共青团中央局秘书长胡耀邦。肖跃华也是一位老革命家。 17岁时，她经海丰县妇联常务委员、彭湃的妻子蔡素萍介绍加入共青团。在领导软硬兼施的压力下，肖月华本着“为革命牺牲”的精神，同意嫁给李德。正如朱德夫人康克清所言：肖月华把李德视为第三国际和革命的“代表”，就凑合着李德了。据索尔兹伯里记载，著名女作家丁玲曾嘲笑萧月华：“她充其量不过是个乡巴佬！”事实上，丁女士的话是错误的！这种有违人权和婚姻道德的组织决定的婚姻“配给”在中国，特别是在军队中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秉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观念，肖月华跟随李德来到延安，还在他的指导下学会了烤面包。当肖月华为李德生下一个皮肤黝黑的儿子时，连毛泽东都嘲笑李德：“这不能证明日耳曼民族优越论”。后来，毛泽东还记得李德和肖月华的儿子。王炳南的德国妻子王安娜（中共长江局国际宣传组成员安娜·丽泽饰）随丈夫抵达延安。第一次见面时，毛泽东问王安娜：“你儿子（王黎明）的头发是金色的还是黑色的？眼睛像他母亲的，是蓝色的还是黑色的？”皮肤是白色的还是黑色的？接近中国人的肤色？”毛泽东饶有兴趣地挖着，忽略了王安娜脸上惊讶的表情。当王安娜明确表示儿子“黑头发、黑眼睛”、“接近中国人”时的颜色中国人”，毛泽东双手叉腰，笑着说：“这真有趣！”“你的同胞李德的妻子是中国人。孩子也有黑头发，黑眼睛，和中国人一样的肤色。一般来说，你们德国人总是对德国的强大感到自豪；不过，看来我们中国人比你们强啊！ ”（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三联书店出版社，1980年版）

然而，这种组织上介绍甚至包办的婚姻，很可能会酿成悲剧。果然，在李德爱上去延安的上海电影明星李丽莲后，肖月华终于找到了毛泽东。听完肖月华的哭声，毛泽东说：“博古当时把李德当作神一样对待，听从他的建议，有什么要求就给他，在他需要女人的时候把你提供给他，真是荒唐可笑。”造成了这场婚姻悲剧。”然而，毛泽东最初想做的是“和平缔造者”。毕竟这是一桩涉外婚姻，尤其是涉及共产国际和苏联。但肖月华已决定离开，经调解无效，边境区政府民政部门同意离婚。

解放后，肖跃华担任湖南省交通厅办公室主任，后调回部队，授予大校军衔。 1983年11月3日因病去世。

李德喜欢的李莉莲，身材高挑，漂亮，而且还有一副好嗓子。 1937年，他离开上海，与后来成为毛泽东夫人的江青一起来到延安。由于李莉莲不仅演技好，而且能歌善舞（曾是上海“天一”电影公司演员，曾在胡蝶主演的《皇后的新婚》等电影中献唱），很快就当了助理延安鲁艺音乐系教师。离婚后，李德和李丽莲正式结婚，李德也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但美好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婚后不久，李德就奉命于1939年8月返回苏联，给李丽莲留下了无限的惆怅和泪水。新中国成立后，李丽莲大部分时间从事民间外交。参加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理事会，历任中国人民保护儿童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 1965年4月在北京病逝。定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李德泽于1974年去世。

【郑禄成、丁雪松】

另一位“跨国婚姻”是丁雪松和郑录成。丁雪松，1918年出生于重庆巴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女大使。她于20 世纪70 年代末担任驻荷兰和丹麦大使。曾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朝鲜司副司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长。

丁雪松自幼丧父。父亲丁凯克早逝，家境贫困。他主要靠母亲做手工、经营小摊来打发时间。丁雪松早年就读于教会学校重庆文德女子中学。她才华横溢，自学唱歌、弹钢琴、跳舞。她的成绩名列前茅，多次受到老师的表扬。丁雪松193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初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在中华女子学院高级研修班学习时，曾担任学生会副主席、社团主任。她在“抗日大学”这个革命大熔炉里，结识并爱上了同龄的外国青年郑禄成。丁雪松说：“1938年初，我到达延安，那是一座充满青春活力的歌声城市，嘹亮的歌声到处回荡。” “那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和‘抗大’女队的几位同志到延安北门外散步，第一次见到一个瘦瘦的男人。他是一个身材瘦削的男人。”他腰挺直，眉宇清秀，穿着黄色军大衣，他就是我们队长赵岭的客人郑鲁成——，一个来自朝鲜的革命青年，后来我当上队长后，就经常看到他活跃的身影。他有时身穿灰色军装，有时穿着棕色夹克，出现在聚会上时的表演非常独特，嘴里吹着口琴（用铁丝绑在头上），怀里弹着曼陀林，踩着脚步。脚上敲击乐器，一个人三个角色，我想这也许不算高雅，但在那个时候，在延安这样一个简单热闹的聚会上，我们不需要这些来自各地的年轻人吗？世界各地各种艺术人才“跨海”并大展神通”来活跃大家的娱乐生活？有时他用他响亮而抒情的男高音唱歌？有一种动人的魅力。”

延安时期的“跨国婚姻”: 李德、肖跃华、李丽莲

郑有成，原名郑宝恩，1918年出生于韩国全罗南道的一个贫困家庭，是著名作曲家和国际主义战士。郑禄成的三兄弟都参加过朝鲜和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 1933年春，15岁的郑禄成和一群有志之士登上“平壤9号”轮船，从朝鲜木浦开往中国南京，进入“朝鲜革命干部学校”跑步中国的朝鲜反日团体。 1937年9月，在李公朴等人的帮助下，郑禄成与爱国青年赶赴延安。他所组成的编号《八路军进行曲》（即《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根据邓小平签署的命令，被中央军委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郑禄成的另一部代表作是《延安颂》。正是这部作品被称为“全体人民争取世界和平的衷心表达”，成为他和丁雪松结婚的“媒人”。 1937年秋，刚到延安的郑禄成，想写一首优美的、战斗的、激情的歌曲来歌颂延安。 193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延安城会议结束后，郑禄成和几位“鲁艺”朋友站在北门外的山坡上。前面是年轻男女，唱着歌，喊着号令，迈着整齐的步伐奔跑。前往各自休息的地方。嘹亮的歌声和口号响彻云霄，传遍山野田野。郑禄成的心和整个延安城一起沸腾了。他请身边的女诗人莫邪为他写一首抒情诗：“夕阳照山顶塔影，明月照山明”。色彩映照着河边流淌的萤火虫，春风吹过平坦的原野，山峦形成了坚实的屏风……”丁雪松这样回忆往事：“在延安的一次聚会上，我认识了郑禄成。他和女儿女高音唐荣梅同志演唱了他刚刚创作的《延安颂》……郑禄成当时是抗日大学音乐总监，我是抗日女队队长。大学。他经常来我们队教唱歌，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从此以后，我们就经常聚在一起了。一起散步聊天，无话不谈。”（丁雪松《〈延安颂〉和〈八路军进行曲〉》）

1941年12月，丁雪松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明的秘书。大约在同一时间，她与郑禄成结婚。此前，郑禄成曾在政治上受到一些人的“怀疑”（涉嫌“特务”）。由于创作了《延安颂》等有影响力的歌曲，他保留了党员身份。抗战胜利后，丁雪松、郑禄成经中央批准赴朝鲜工作。中朝正式建交后，丁雪松、郑禄成面临三个选择：一是丁雪松加入朝鲜国籍，成为朝鲜劳动党党员，并长期留在朝鲜工作。第二，两人分手，各奔东西。第三，郑禄成随丁雪松回国。后来，经过周恩来的批准和金日成的同意，两人陆续回国。 1950年9月上旬，祖国正遭受苦难时，郑禄成却不愿离开。他的心情很矛盾。最终，他要求丁雪松带着7岁的女儿先回国。 1950年9月中旬，美军登陆仁川，人们撤离被战争笼罩的平壤。郑禄成收拾好干粮袋、装好火柴和盐，准备背着77岁的母亲撤离平壤。这时，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柴成文同志派出吉普车接郑禄成父子渡过鸭绿江，然后又乘火车赶赴北京。 1976年郑禄成因病去世。2011年5月29日，丁雪松因治疗无效在北京病逝，享年93岁。

【李敦白、魏琳】

经李先念、王震介绍，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著名国际友人西德尼·李敦白已娶了两名中国姑娘。在延安，他与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和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英语播音员魏琳结婚。魏琳，本名姜琳琳，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外语系，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熟悉鲁迅先生《日记》和《书信集》的朋友都会依稀记得一个人，名叫蒋一真。他是卫林的祖父，与鲁迅有30年的渊源。正因为蒋宜珍是留日鲁迅的挚友，所以有人间接形容魏琳为“浙江绍兴东圃人”。事实上，姜一真是杭州人。从蒋一真到魏林，蒋家已经在杭州五代了，他实际上是杭州的郡主。

虽然出身于富裕的金融家庭，但由于战乱，卫林的生活仍然处于混乱之中。 1942年，她毕业于上海著名的中西女子中学，考入沪江大学。据魏琳回忆，此时，她“对共产党的认识还很模糊”。 1943年炎炎夏日，不满20岁的魏林终于迈出了第一步。她写道：“出于一种非常肤浅的反对日本占领上海的爱国思想，更重要的是为了脱离大家庭，逃避现实，追求新鲜感，追求所谓‘不平凡’”和非空的生活一样，我离开了生活了19年的家乡，去了国民党统治区。”1943年，我经江西到成都，3月又到了重庆。 1945年入国民党中央大学二年级学习。”在这里，魏琳阅读了《新华日报》、《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社会科学基础教程》等报刊书籍，对社会发展的规律、国民党的统治和解放区的民主生活。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俱乐部。”

1946年2月25日，由美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代表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委员会签署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简称《整军方案》）。中共急需大量英文翻译。周恩来指示：半个月内，从重庆、成都的大学中选拔100名左右政治上可靠、有一定英语水平的大学生。经过短期培训后，将为美方人员参赛做好准备。国共重组军队时，他担任中共的翻译。 “因为我是给美国人做翻译，所以坐的是美国的飞机。登机前，我们都改了名字。我原来的名字是江琳琳，我把妈妈的姓改成了卫琳。飞机经过北京并飞抵张家口，聂荣臻同志接待了我们。”魏琳回忆道。

在张家口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外语干部培训班，学员享受营级干部的生活条件。培训班的学员分成几组，以自学为主，在老师的指导下，并邀请了国际友人李敦白和美国记者库利来训练学员的听力能力。聂荣臻、罗瑞卿、姚依林、马惠智、杨春朴等领导也应邀向全班作报告。

利登拜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 1945年夏天，他随美军踏上中国，来到西南边陲的云南省昆明市。从那一刻起，24岁的李敦白开始书写他传奇的人生历程。李敦白成为唯一的美国籍中共党员。他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多位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幕僚。毛泽东称他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纽约时报》亲切地称他为“中国女婿”。 “四人帮”污蔑他是“美国间谍”。在中国的35年里，李敦白两次入狱，近一半的时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 1949年1月21日，李登白因“强特务案”被关押在西柏坡。他被指控“接受美帝国主义的指示，破坏中国革命”。 1955年4月4日被释放。毛泽东和周恩来与李登白对峙。道歉。然而，后来中国人又犯了错误，还是同样的错误——

“文化大革命”初期，李敦白是北京境外造反组织“白求恩延安造反集团”的头目。他曾在北京“红极一时”，却被四人帮污蔑为“美国特工”、“国际间谍”并被捕。 1967年8月底，“中央文化大革命”派人到中央广播局软禁李敦白。 1968年2月21日，他以“美国间谍”罪名被关进秦城监狱。 1977年11月19日出狱，被判入狱9年8个月零1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新闻采访节目《60分钟》的主持人迈克·华莱士表示：李敦白“利用与邓小平的密切关系，说服邓接受我60分钟的采访。这是西方媒体前所未有的举动。时间。” （《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延安时期的“跨国婚姻”: 李德、肖跃华、李丽莲

李敦白在昆明时，曾担任美国陆军军法署损失赔偿部中方专家，处理民政事务。这让李敦白有机会看到中国社会的黑暗和腐败，听到底层人民的痛苦呻吟，对中国共产党和传说中的“朱毛”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二战结束后，利登拜并不想返回中国。他想尽一切办法留在中国。李敦白调到上海美军总部工作。通过地下党的帮助，李敦白在上海结识了宋庆龄的秘书、廖承志的妹妹廖孟星（英文名Cynthia）。不久后，宋庆龄老师介绍李敦白到联合国救济和救济总署（简称“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负责向灾区运送粮食，他也与美军分道扬镳。廖孟星点燃了李敦白的“延安梦”：“不要回去，和我们在一起。留在中国，去延安。”于是李敦白奉命去武汉“联安办公厅”报到，并从那里向北进入大别山。在此期间，李敦白利用职务之便，给了中共一份丰厚的“见面礼”：1946年春，李敦白利用美国记者的特殊身份，从美国代表布鲁德那里获取了准确的情报，并向国民党通报了情况。关于进攻中原解放区的计划。首都宣化店袭击的秘密被告知中共。后来见到周恩来时，李敦白投奔延安的想法得到了周的支持。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李敦白和纽约救援组织代表普赖斯小姐赶赴北平，准备从那里乘坐美军运输机进入延安。然而这个计划却被美军拒绝了，甚至叶剑英的介入也无济于事。叶剑英建议李敦白去张家口，那里的新华社准备设立英语广播，缺乏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协助工作。当地最高指挥官聂荣臻也请求李敦白留下。

李敦白和魏琳的爱情种子是在张家口播下的。贫瘠的黄土地上，爱情的种子顽强地发芽、开花。李敦白和魏琳是名副其实的“师生恋”。李原本有妻子，但1945年离开美国时，他的第一次婚姻因妻子洪星出轨而濒临崩溃。李敦白毕竟是外国人。他在昆明的时候，也“鬼混过几次，还拥抱亲吻了一些吉普车女孩”。虽然延二的老朋友李先念将军已经在延安自豪地向他许诺：“这场战争打赢了，我就当武汉市长，到时候你就来住，我帮你找个地方。”给你的地方。” “我要娶这个地区最漂亮的女孩。”但李敦白似乎等不及了，他无法习惯没有女人的生活。在收获爱情果实的秋天之前，甚至在陷入爱情之后与魏琳相恋后，李敦白在感情上屡屡“出轨”，他首先爱上了刚回到延安的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养女孙维石：“在延安，我陷入了困境。”与太阳相爱尉氏。她非常迷人。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周恩来的窑洞里。当时，周恩来在接见斯朗时，对她一见钟情。她有一张非常甜美的脸，美丽的头发，一双充满幽默和智慧的大眼睛。她善良又机智，面色红润又健康，我怕她会拒绝她。所以我尽力与她建立一种精致的柏拉图式的友谊。 ” 与孙维诗同龄的李敦白，有些自知之明，不敢犯任何错误。殊不知，后来成为著名表演艺术家金山妻子的孙维诗，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就连年轻的林彪也被她迷倒了，可见她的魅力是革命烈士孙秉文的长女，著名戏剧导演、艺术家、戏剧翻译家李敦白二度入狱。当时，孙维石也于1968年10月14日惨死在狱中，享年47岁。

李敦白的情感徘徊直到魏林最终“锁定”了他才结束。从相恋到一波三折，再到花开花落月圆，两人终于结婚了。李敦白在回忆录中写得很详细：

那时我每天晚上都从电台送她回家，一路上都是笑着的。我从来不知道我已经深深地爱着她，直到她突然断绝了我们之间爱的可能性。 “我们不能再靠近了，”她在等待未婚夫从布拉格回来时说道。所以我的骄傲阻止了我进一步的评论。很快我就离开了张家口，远远地离开了她。但在我动身去延安的那天，我发现她内心深处并不像表面上表现的那么抗拒。她把一双手工编织的手套放在我的床头，并附上一张深情的字条：“这些手套是我为你编织的，”她用英文写道，“我会永远珍惜我们的友谊。” ……

我还是很难保持沉默……卫林终于递给了我一张小纸条。我一直在等待某种形式的拒绝，所以当我看到那张打结的纸条上写着“我们必须谈谈”时，我的心沉了下去。我几乎可以肯定，她想告诉我的是：我们必须保持距离……

那天吃完午饭，我按照她的吩咐，伤心地坐在房间里等她。进门后，她径直走到房间另一端的椅子前坐下。我坐在炕上等她说话。 “我们必须谈谈，”她说。 “我再也受不了了，这对我们的工作不利。”这正是我最害怕听到的话。 “怎么了？”我问。她开始哭泣，大颗大颗的泪珠顺着圆圆的脸滚落下来。她用手捂住泪眼，抽泣道：“我没想到我会同时爱上两个人。”

……

当我们手拉着手走出小房间时，没有人感到惊讶……卫琳一旦改变主意，爱情就势不可挡。

1947年10月，我和卫林结婚了。

按照规定，我们向组织提出了申请……婚礼办得很喜庆。一群朋友自发装饰了我的房间，婚礼就在那里举行。廖承志利用自己的漫画天赋，画了一幅巨大的肖像：一个戴着眼镜的外国人对着魏林丰满的身材流口水。他还在顶部写了两行打油诗：“外国人为什么担心天空？爱会让他们幸福。”

后来，1952年，也就是李敦白入狱的第三年，苦苦等待的魏琳申请离婚。李敦白如黄鹤，卫琳选择再婚，与新婚丈夫携手偕老……